他落选政治局委员被调离卫戍区降职，领导：先去一段时间再说！

1969年4月，北京，温玉成参加中共九大。此时的他，既是军委办事组成员，又担任副总长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，外界普遍认为，他进入政治局只是程序问题。结果却出人意料：中央委员当选了，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当选。 差距往往就在几张选票之间。温玉成没有被公开批评，也没有立即受到处分，但他的政治位置已经发生变化。对一个身处权力中枢的高级将领来说，这种变化本身，就是一个清晰信号。 温玉成并非靠政治起家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他长期在部队基层任职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也没有担任过特别显赫的职务。到解放战争后期，他曾任独立师师长，后来进入第十二纵队，在钟伟部下任师长、副军长。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，是抗美援朝。温玉成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军长后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。第四十军作战顽强，战果突出，温玉成也因此被视为志愿军中颇具代表性的战将之一。 1955年授衔时，温玉成被授予中将军衔。这个安排并不算特别醒目，却与他后来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形成反差。回国后，他担任广州军区参谋长、副司令员，前后工作十多年，熟悉部队，也熟悉华南地区的军政情况。 有意思的是，温玉成真正进入中央视野，并不是因为一次战役，而是因为特殊时期承担了多项临时性工作。1968年，他调到北京，担任副总长，随后接替傅崇碧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。 北京卫戍区位置特殊，职责也特殊。卫戍首都，不只是带兵训练，还涉及警卫、交通、机关安全以及重大活动的组织保障。温玉成从大军区副职转入中央军队机关，表面上是升迁，实际上也意味着他被置于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。 当时，军委办事组承担军委日常工作，还要处理中央和国务院交办的事务。温玉成成为其中成员，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。那段时间，他一度成为中央军政系统中相当活跃的人物。 但从广州到北京，工作性质变了，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变了。温玉成擅长军事指挥，却缺少长期处理复杂政治关系的经验。他需要协助周恩来处理交通秩序问题，也参与珍宝岛事件后的相关工作，同时接触文艺宣传方面的事务。 这些工作彼此牵连，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误解。尤其是他与一些特殊人物、特殊机构发生工作联系后，逐渐被不同力量分别观察。有人认为他靠近一方，也有人认为他不够可靠。处在这种环境里，单纯依靠军功已经远远不够。 “北京的工作不好做。”据相关回忆，温玉成后来曾流露出类似感受。对一名长期在部队作战、治军的将领而言，战场上的敌我关系相对清楚，政治环境却常常不是这样。 九大召开前后，温玉成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范围。可是投票结果并不理想，军委办事组中多数候选人当选，只有他落选。这一结果既说明他在军队中的资历仍被承认，也说明他已经失去进入最高决策层的关键支持。 关于落选原因，后来出现过不同说法。有人认为，他在广州军区长期工作，原有关系并不牢固；也有人提到李必达事件。李必达曾是黄永胜的秘书，因掌握一些情况而写信反映问题，其中一封信转到了温玉成手中。温玉成经过考虑，将信交给了叶群。 此后，李必达受到审查。温玉成晚年回忆此事时，曾感到内疚，并说过“对不起李必达”这样的话。这个细节未必能解释全部问题，却能看出他当时的处境：面对敏感材料，他没有选择公开处理，而是采取了自认为稳妥的转交办法，结果却卷入了更深的矛盾。 落选之后，温玉成的职务很快发生变化。有人提出撤销他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，林彪方面同意把他调往成都军区，任第一副司令员。名义上仍是大军区副职，实际影响力却明显下降。 临行前，林彪曾对他说：“先去一段时间再说。”这句话没有明确期限，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安排。对温玉成而言，它既像是一种安置，也像是一种暂时搁置。 到了成都，情况比职务名称显示的更冷清。温玉成虽然担任第一副司令员，却不是军区党委成员，许多重要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。军队中的职务有时看名次，更要看是否进入核心工作圈，这种差别他不可能感觉不到。 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后，温玉成被撤销职务并接受隔离审查。此后多年，他的问题始终没有立即定论。有人把他看作被排挤的将领，有人又认为他曾在特殊时期受到重用，因而不能简单归入任何一类。 这种反复评价，恰恰说明温玉成的经历带有明显时代烙印。他有战功，也曾身居要职；有过判断失误，也在复杂环境中承担了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政治风险。 到20世纪70年代末，温玉成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：办过错事，说过错话，但不予处分，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。对一名曾经掌管北京卫戍事务、后来长期接受审查的将领来说，这个结论没有恢复原有位置，却结束了多年悬而未决的状态。 特别